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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基础和条件

2007-04-02 16:40:21

 

 

方世荣

【摘要】政策转化为法律,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目前学术界对政策转化为法律的研究主要限于转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对转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研究较少。可能性取决于转化所具备的内在基础,这就是政策与法律本质上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两者都有共同调控的政务事项。有效性要求转化应具备外在条件,否则便难以保证顺利转化并达到优质的结果,这种条件可以概括为内容上的适宜性、时机上的成熟性和过程上的制度化。

【关键词】政策;法律;转化

政策转化为法律,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等背景下提出的。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问题,指出要“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的重要举措。这里所称的“党的主张”,就是体现执政党意图、由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作出的具体决定。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都将其概称为“党的政策”或“政策”。本文将在执政党主张这个意义上使用“政策”一词。学术界目前对政策转化为法律主要限于论证转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至于转化的可能性及有效性问题研究较少。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转化是否具备内在基础,只有具备内在基础转化才有可能性;转化的有效性要解决的是外在条件问题,只有具备外在条件转化才能够顺利并达到应有的优质结果。
    一、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内在基础
    政策能转化为法律,从根本上讲必须具有同质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内因具有根本作用的原理,不同质的事物之间是不能转换的。政策作为执政党的主张与法律作为国家意志两者之间是否能转换,这需要比较法律与政策的内在本质和内容。
    1.人民意志:法律与政策的共同本质
    法的本质是什么?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法律必须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它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这一命题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和制度基础。提出法律体现人民意志是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的产物,是近现代以来民主、进步的法律观。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指出:“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 [1](P89)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也指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宣告” [2](P122),即法律是议会或人民代表机关集中和体现人民意愿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原理更是深刻地揭示了“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这些“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3](P378)。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4](P14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论断,表明在由全体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就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国家立法的过程,就是集中并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通过代议制的形式来实现,即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委托他们来表达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最终以多数通过的方式使人民的意志形成为国家意志即法律。
    政党政策的本质何在?政策是政党组织集中并提出的能代表本阶级意愿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先进性要求党的政策同样也应当是广大人民意志的集中和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党对自身性质的定位。作为中国人民先锋队的这一性质,要求党的政策必须充分集中和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区别。在革命战争时期,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立党为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并通过政策的实施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建立国家政权、取得执政地位后,党继续坚持“执政为民”并以此为根本宗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执政党的全体成员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广大党员通过党内民主集中制对党的政策在形成制定过程中所反映的意愿,本身也是人民意愿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是“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表明全体党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党员队伍从质量讲,在思想觉悟、政治品质、组织纪律、业务能力、文化水平等素质方面比普通群众要求要高。如在年龄、文化程度结构上,截止2004年底,中共党员中35岁以下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7%,36岁至59岁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4.6%;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6.6%,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7.3% [5]。在2004年新发展的党员中,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党员29.8万名 [6]。党员所具有的素质使得他们一般有能力正确反映社会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愿。从数量看,到2005年底,全国共产党员总数已经达到7080万人,党的基层组织达352万个 [7]。党员人数在全国成年公民中已达到相当的比例,而且他们来自于社会各层面,有广泛的阶层、地域、性别、民族和行业代表性。各民族、各地域、各阶层和各行业的党员在不同层面或岗位上与广大群众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都使他们有条件直接代表或广泛地反映民意。执政党全体成员的自身状况,是党的政策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一个可靠来源和基础。    
    从上可见,在中国,执政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来源于人民意志,统一于人民意志,它们分别是人民的先锋队和人民的代表机关集中体现人民意志的两种不同形式。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为政策到法律的形式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基础。   
    2.政务事项:政策与法律共同的调控对象   
    政策与法律除了上述本质上的一致之外,还有共同调控的事项,即两者所处理的事项有许多是契合的,这也为政策转化为法律提供了重要基础。根据政治学原理,政党执政与国家政权组织自身运行有诸多不同,党政各有分工,各有其运行规律。国家政权组织是公共权力,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处理的是国家和社会事务;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社会政治力量而不是国家公共权力,以提出并推行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主张和管理本党内部组织事务为职能。但执政党与其他政党有所不同的是,她掌握了国家政权,因而必然要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为己任,只是与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不同。执政党应当并必然要利用自己掌控的国家政权力量来推行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主张,其他政党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当然,执政党毕竟还是政党组织的一种,她仍有党自身内部大量事务要处理,如与国内外其他政党组织的交往,党自身的思想、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都并不属于国家政权所处理的事项范围。由此可见,执政党的职能及所处理事务的范围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所处理事务的范围,其相当契合的部分是处理政务的事项,这正是政策与法律共同调控的对象,对此是可以通过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形式来处理的。从符合各自运行规律来讲,执政党的所有政策不可能都任意地转化为由全社会遵守的法律,凡转化的政策事项,必须都是与国家政权所处理、且适合以法律来调整相契合的事项,这部分事项就是政策转化为法律所具有的内容基础。彭真同志曾指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要做的事“讲内容,当然是一个东西,讲形式,那就不仅有党,还有国家的形式”。“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 [8](P263)。这虽然是从防范以党代政的角度提出的,但表露了党政管理在内容上具有共同性的东西,就不仅仅有党的形式即政策,还要有国家的形式即法律。执政党政策与法律各有自己的事项范围,当事项相同且执政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有必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施时,就可谋求将政策转化为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内容事项上能契合,是执政党政策向法律转化的必要基础。   
    二、政策向法律转化的外在条件   
    政策的政治本质、内容事项与法律具有基础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政策就可以随意转化为法律。基础相同表明两者具有可以转化的内因,而真正顺利实现转化并有效达到转化效果,仍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相应条件具备才能够达成转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条件是指同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 [9](P140),正如阳光、空气、水分之于树木的生长一样。政策向法律转化涉及政治与法律两个领域,政策与法律毕竟又是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形态,各有其特点而形成区别。这种区别可以从制定机关和程序、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实施方式和手段、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和对人的效力、稳定性等多方面来说明。其一,总体上讲,政策往往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法律相对而言比政策滞后,法律的制定要针对经反复实践并已比较成熟的事项,现实操作性强,制定程序也相对复杂、漫长。一旦法律制定,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要在较长时间内固定化。因此,从可能性上讲,一些超前性的政策,还不宜马上直接转化成法律,它要求具备时机成熟的条件。其二,政策具有宏观性,通常只是作较为原则、纲领性的要求。因而政策主要表现为方向引导性作用,对社会公众采取的是思想动员和宣传号召的方式。而法律规定力求具体、细致、精确、完整,尽可能不留空缺,要对权利义务、责任后果及其实现程序作出具体的安排,而且要由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因此,从可能性上讲,一些一时难以具体化、细致化,暂不能采取国家强制手段推行的政策,也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法律规定的。其三,政策的制定是以党内决策层作决策的方式,形成的过程主要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发扬党内外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的,但这一形成和决策过程的制度化要求不如法律严格。而法律的产生过程具有严格的制度化的形式要求,而且统一性强、公开化程度高,其中有些程序要求甚至成为法律成立和生效的要件。由此,政策转化为法律不是随便的,它必须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否则转化在结果上将不成其为法律。   
    由此可见,政策向法律的转化是要有外在条件的,这种条件可以概括为在内容上应当适宜,在时机上应当成熟,在过程上应当制度化。   
    1.适宜性条件   
    适宜性条件是指政策转化为法律的事项,应当适合于由法律来调整。政策与法律虽然有共同调控的政务事项,但不等于政策调控的事项都能由法律来调整。要转化为法律的政策事项,必须是适应法的一般特征、适宜于以法律规范来调整的事项。政策向法律转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转化而转化这样的形式结果,从根本目的上讲是要制定良法,即保障转化结果的优质性。这就要求:首先,政策必须符合良法所追求的实质合法性。所谓实质合法性。其本质是说明人民的认同和支持程度。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他存在和延续的愿望” [10](P188)。迈可尔罗斯金等人则认为,所谓政治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统治是合法的公正的” [11](P15)。可以说,良法所体现的合法性,是指能够让所有或大部分的遵守者认为法的规定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者认同的能力与属性。我国宪法学者王人博也认为,“现代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形式上的根据是经过多数人的同意(即民主),实质上的根据是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价值)” [12](P2)。执政党将其政策转化为法律,当然要解决所形成的法律是否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问题。因此,拟转化的政策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即政策内容已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其转化的目的也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如果执政党是以政治威信、政治影响力和组织控制力等来影响立法,而政策内容不具有实质的合法性,其转化为法律后形成的只是恶法。政策虽然从形式上变成了法律,实质上却违背了党依法执政的本意和初衷。因此,为实现“良法之治”的法治理想,必须要求执政党政策向法律转化符合良法的标准,这既是对政策自身提出的要求,也是对转化过程提出的要求。   
    关于良法,古今中外的学者多有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 [10](P148)这里所谓的正义,就是从实质合法性而言的。一般讲,良法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个人)的私利的法律;是体现并追求公平、效率、平等、正义、秩序等价值标准的法律 [13](P11)。此外,富勒等人还主张法律不仅要体现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目标,而且必须满足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即“法律的内在道德”和“程序自然法”。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法律的一般性;第二,颁布;第三,不溯及既往;第四,法律的清晰性;第五,不矛盾;第六,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去做不可能之事;第七,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性;第八,官方行动与法律之间的一致性 [14](P155)。其中,前七项是与立法相关的,即良法应该具备的七项程序或形式标准。我国有学者从内容、价值和形式三个方面探讨良法的标准,提出良法的标准是应全面地体现合规律性原则、符合正义和公众利益原则、形式科学性原则 [15]。还有学者主张良法的基本标准是:在指导思想上,应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价值建构上,应确立以正义为轴心、以秩序为外化、以平等为基础、以利益为归属的价值体系;在规范结构上,应进一步完善立法过程的民主化、立法表达的规范化、立法体系的科学化;在文化精神上,应建立公民权利主导型的立法模式 [16]。良法的标准是一个永远值得讨论的主题,在此,我们只是想借用良法和其标准这种概念装置表达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只有符合良法品质的政策才能转化为法律。   
    从良法在价值、形式两个方面的要求讲,第一,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在目的价值上应当具有正当性,即政策内容具有道德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正、合理等价值标准。只有政策内容具备了这种价值上的正当性,才能转化为良法。第二,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符合良法的形式标准。这主要包括:公开性、稳定性、连续性、严谨性、实用性、明确性、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等 [17](P213-214)。具体到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就是其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不溯及既往、明确、遵守法制统一原则、具有可操作性、稳定性强等等。法律是有自身规律的行为规范体系,政策只有符合法律的这种规律性时才能顺利转化为法律。法律自身的规律性集中反映为:法以具体的权利义务为调整模式和机制,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等。为此,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在内容上必须是可以具体化为权利义务的事项,是必须要求由全社会来普遍遵守的事项,也是适合于动用国家强制力来保障遵守的事项。否则就不适宜于将政策转化为法律。这就要求准确地把握政策的内容,将适于由法律规范加以调整的事项才予以转化,对不适于由法律规范加以调整的事项则不能硬性转化。   
    2.成熟性条件    
    成熟性条件是指政策转化为法律所具备的合适性时机条件。例如,针对现实政治、经济等社会变化所及时出台的政策,由于还处在摸索的过程中,尚处于不稳定的情况下,转化为法律的时机不成熟;或者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反映敏感的时候,政策也不宜形成为法律。法律只能对成熟的事项进行制度化的规定,不成熟的事项是不能由法律来规定的。为此,政策要转化为法律的事项,必须是稳定的、可固定化的、并在现阶段能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事项。相比较而言,政策更活跃,法律更稳定,这是两者不相配合的特点。政策要转化为法律,就要把握时机成熟的条件,即要在恰当的时机才可将政策转化为法。正所谓“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 [18]。从我国20年来立法的基本经验看,“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就是这一经验的高度总结。成熟性条件的具体要求是,政策在实践经验上要具有成熟性,在时机选择上也要具有成熟性。   
    实践经验上成熟的基本要求是,政策的内容已经稳定化,是经实践反复证明有效的,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制度化而加以普遍推行。这一点对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时代的现状尤其重要。我们要求法律制度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但我们又需要不断地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和制度,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佳途径和模式。因此,需要根据成熟性条件来判断政策是否应转化为法律,既要与时俱进,避免立法严重滞后于政策,又要谨慎从事,防止立法不顾条件地创制超前而不可行的规则。   
    时机上的成熟的基本要求是,政策在转化为法律时,已被广大公众所熟悉、理解,在现实情况下是可成为法律规则而被广泛接受、普遍遵守的。执政党的政策有时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并有良好愿望,但在某个阶段上形成为法律,不一定一下都能为社会公众所理解、接受,这意味着该政策转化为法律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对此,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拥护后,才应进入转化为法律的程序。总之,政策转化为法律应当根据政策的实际情况并选择恰当的时机。   
    3.制度化条件   
    制度化条件,是指政策转化为法律有既定的程序和制度,转化的结果是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是理性的、可预测的,即政策转化为法律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程序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按照一定方式、顺序、步骤和时限来作出决定。有关程序和实体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服务价值说”和“双重价值说”。前者认为程序是为实体而生,以实体为基础;后者则认为程序不仅可以为有效地实现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服务,其自身也有着独立的价值。随着法治化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实质正义而无视实现正义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使实质正义难以伸张,而且因程序不公引起的纠纷也时常发生。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者都是现代法治社会追求的目的。程序是实体的基础,实体是程序运作的产物,公正的程序设计是保证制定符合正义的实体制度的前提,是保证实体理性的基础。同时,公正的程序也是保证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得以顺利实现以及得到合理救济与保障的条件。在法治国家中,程序承载民主、自由、人权、正义等目的性价值,并追求限制恣意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价值功能,程序法与实体法共同构成法治理念中的“法律”。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程序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作为手段的程序,是法律目的实现所必须依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具有为实体服务的功能,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其唯一的功能,因为程序也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同时具有目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实体决定的正确性。   
    程序的价值和重要性反映在政策转化为法律方面,主要体现在对转化的合法性要求上。执政党政策向法律转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个立法的过程。从立法建议的提交,到立法提案的提出,直至立法表决、通过、公布与生效的整个过程,是法律依法定程序形成的过程。执政党政策向法律的转化应该具备程序合法的条件,其意义在于:首先,通过将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范围、内容等条件加以制度化,能够防范不该转化为法律的政策转换为法律,并保证转化结果的可预期性;其次,通过将转化的程序加以制度化,可以使转化过程遵循一定的民主性、公开性等规范要求,保证转化过程的正当性和顺利性,使转化过程具有效率;再次,通过符合程序正义的制度化条件,既使政策在转化前就具有优良的品德,又可以使执政党充分支持和保障立法机关依法行使立法权,把符合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政策转化为法律,从而保证政策转化为良法。   
    我国现行的政策转换为法律有了多次实践,但尚无专门的制度规定。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有着多次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将执政党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实践。如中共中央于1993年2月14日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提交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宪法确认。再如,中共中央于2003年12月12日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议将国家征收补偿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私有财产保障制度等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提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国家征收补偿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私有财产保障制度等得到宪法保障。执政党中央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将政策转化为法律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已经形成惯例,尽管这种惯例为政策向法律转化提供了现实的制度基础,但在成文法中尚无具体规定,它需要制度化和完善化。   
    与执政党中央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的情况相同,执政党在部门和地方的组织机构通过向地方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的方式也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一般也都顺利地将政策转化为了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实践中,有些地方已有成文法的制度规定,如《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暂行规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暂行规定》,就是较早规定党的地方组织享有立法建议权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此后,江苏、河北、海南、湖北、广东、重庆等省、直辖市,以及唐山、深圳、珠海、汕头、福州、沈阳、昆明、哈尔滨、鞍山、苏州、徐州和厦门等市都陆续以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党的地方组织的立法建议权。但目前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做出这种法律制度的规定,实践中只有惯例,甚至还有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以讲话、批示等方式对地方立法机关提出立法要求的情况,这就表明我国现行政策转化为法律的程序制度还不完善。在这一制度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将政策转化为法律是难以保证转化质量及转化过程的正当性的。对此我们还必须加强建设,构建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体系。
    【注释】
  湖北省2004年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制度和程序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1] []洛克.政府论·下篇 [M].叶启芳,瞿菊龙.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2] []卢梭.社会契约论 [M]何兆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4]列宁全集:第1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甄小英.从数据看活力(专家解读) [N].人民日报,2005-05-24.     
   [
6]崔士鑫.全国共产党员总数超过6960万 [N].人民日报,2005-05-24.     
   [
7]崔士鑫.全国共产党员总数超过7000万 [N].人民日报,2006-03-02.     
   [
8]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9]肖前.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M].吴寿彭.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11] []迈可尔·罗斯金.政治科学 [M].林震,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12]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
13]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
14]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M].郑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5]李桂林.论良法的标准, [M].法学评论,2000,(2).     
   [
16]李龙,汪进元.良法标准初探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
17]张文显.法理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18] []魏源.魏源集: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出处】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写作年份】2006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律社会学

    

(文章来源: 供稿人: 责任编辑:周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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